《悲情城市》的开始，是台湾刚刚光复后一些本土的精英
分子为大陆过来采访的记者朋友接风，把酒言欢，虽然也骂、也怀疑国民政府的接管大员，可窗外有人唱起《松花江上》，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,/那里我有的同胞, /还有那衰老的爹娘./"九一八","九一八",/从那个悲惨的时候,/脱离了我的家乡,/抛弃那无尽的宝藏……哪年,哪月,/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?/哪年,哪月,/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? 他们就也探出头去，在稀微的光下和唱着。唱的是九一八东北，也是台湾，命运相连，且把酒意悲切融入这苍茫的夜歌声中吧。谁能想到结尾呢？这一批爱国的本土精英分子被国民政府抓走，秘密审判，枪毙，消失，即便藏在深山里也不放过。另外一群当地人拿着大棒到处追杀“外省人”，只要不会讲闽南话，就是他们眼中的仇人——“欺负台湾人的中国人”。
这是台湾的“二二八”前后，侯孝贤用他惊人的电影叙事笔触告诉你一切如何发生和如何可能。
起因当然可以归结为国民政府决策失误乃至接管大员陈仪的贪腐、不顾百姓生计（物价飞涨，民生凋敝，比日据时代更甚）、对本土人的不信任（权位悉数由大陆人士控制），台湾日据五十年的悲情遂演化为对一切外来政权的不信任。
这颗种子，在1945年埋下（其实要追溯起来还要早，《马关条约》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，“谁问过台湾？”“台湾人就那么贱，爱给日本人管！”），在1947年长出仇恨的花朵。而后蒋介石政府虽采取了一些怀柔措施，推广土地改革，改善了民生，可军事管制，对本土人的不信任要到蒋经国执政后才有大的松动。
历史的伤疤虽然已渐弥合，伤亡者家属心底的伤痛想忘却也难忘。李登辉执政后，民进党参与各级选举，二二八，“外省人欺负本省人”“台湾人要有出头天”，就成了民进党诉诸本土悲情无往而不胜的利器。
台湾选举年年有，立法委员选举，总统选举，县市长选举，（台）北高（雄）选举，选举一到，便是再次撕裂伤疤对外省人的控诉之时，选举越激烈，蓝绿的对抗越强，族群撕裂越大，所获绿营的铁票便越多。台湾选举开放仅十余年，蓝绿族群的对立，尤其是南部受教育较低民众的仇蓝情绪，早非当初所能想见。
“外省人”，哪怕是第二代第三代也成了“原罪”，族群撕裂“只认蓝绿”日益有失去理性的迹象……这会是另外一个悲情城市吗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