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一个人谈话总是这样,有一些意料中的,有一些意料外的。这让我们“熟悉”又新鲜。
赖先生的自我介绍从80年中末期说起。他那时从台东乡下到台北上大学,这有点儿像沈从文当年从湘西只身一人到北京的情形,当然他要从容许多,毕竟他是来上大学的,虽然台北的陌生和繁华让他多少有些慌乱。沈岳焕(沈从文原名)离开军旅“从文”只是抱定了一个念头,“好坏我总有一天得死去,多见几个新鲜日头,多过几个新鲜的桥,在一些危险中使尽最后一点气力,咽下最后一口气,比较在这儿病死或无意中为流弹打死,似乎应当有意思些”。
7、8年后赖先生的硕士论文是沈从文的心理传记研究——《乡下人的战争:沈从文的生命故事》,也因为这篇论文我在网上找到了他——为从文自传做心理学解读(所谓心理传记)是我长久以来的一个心愿,发了email,遂有7月份在上海的见面。这是后话。
刚入校的他读的是传播学系,硕士才转读心理学。在台北的大学青春多少有些迷茫,那时的台湾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(没有大学生会担心就业问题)和民主启动的时期(87年开放报禁党禁),前途无忧青春似可肆意飞洒,但青春怎么可能没有些理想主义色彩呢(或许正因为此现实才更让人迷茫)。“80年代末北京那场运动其实对台湾大学生触动很大”,那时我们想“大陆学生在思考什么(愿意抛头颅洒热血)而我们却在为了吃草莓冰淇淋还是香草冰淇淋烦恼”,“it is so light”,之后两年台湾高校兴起的“野百合学运”竟与大陆的这场学生运动有着内在的关联。
这或许是社会责任感的初始,我问他“你现在为什么愿意毫无名利地为底层劳工阶层开课呢?”(他在台湾多处开设课程),他说,“这其实不算选择,或许应该换过来说,是早期对他们的访谈滋养了我”。
台湾的NGO(非政府组织)非常活跃,他带了一些录像片,比如乐生疗养所事件(乐生即“麻风”病人,他们也加入支持抗争的群体)。各种不同团体发出他们的声音,“虽然很微弱,但那是他们的声音”。“我有些学生非常穷,她们没有额外的费用来维持团体,她/他们就摆摊,卖东西、剪头发赚到的钱都用来维持团体”。“政府不会给一些经费吗?”我问,“有啊,政府也愿意给一些,但我们才不要。因为收了政府的钱就失去了独立性”。
------------------
我这里有一两篇赖先生的论文,有兴趣阅读的可以给我来函(ljh_psy@yahoo.com.cn)或留下email地址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