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天和两位教授在湖南光头菜馆吃饭。我忝陪末座,听了一些有意思的。
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“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”的说法,听上去好,却有隐忧。如何“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”,显然是股票债券地产了,我国城乡不平等,一些县乡缺乏基本的交易平台,更别说普及金融知识了。此举会让中国城乡更加两极分化,与国情不符。L教授认为此类提法放在上海这类金融大都市的地方报告或许合适,作为国家的纲领性文件则不尽合适。何况金融债券市场的变动应由具体部门出台政策,而不宜有此类“纲领性”提法。
资本利得税问题。连银行的活期存款都要收“利息税”,难道投资/投机(房产证券等)的大笔获益还不该征吗?我插话说或许是技术上的困难——股票买卖盈亏日日变化,如何计算?L教授认为技术性的问题其实并不难,比如股市日常盈亏不管多少并不计税,只有当证券账户转为银行账户,即变现时才计算利得税,技术上其实不难做到。对此类税收的网开一面,扩大了贫富阶层的收入差距,即穷的越穷富的越富了(中国真的有钱大笔炒房炒股的都是些什么人?)。看看这两年周围的情况,的确如此。
民营小企业生存困难,经营环境恶劣,也让本该继续投资的大量资金流入投机性的市场,楼市、股市、艺术品,无所不炒,无所不热。C教授说,环境资源恶化,工人收入低,以此造就价廉物美的“中国制造”和高额顺差其实并非中国骄傲,而是耻辱。后面有多少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?还有留给子孙难以挽回的环境伤害。其实对当前经济走势的判断大家基本达成共识(南方周末/三联/等等,许多相关报道),这里不过又再次得到印证。
我问“中国是希望走北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吗?”回答说,是,但道路艰难,未知能否如愿。
说起一些地方似乎轰轰烈烈开始的“安置房”“解困房”“廉租房”建设,看起来不错,但地方政府缺乏内在冲动(一些想做改革排头兵的官员倒是有“政绩”冲动,比如xiamen),未必能够持久,更难扩展到更广泛的中间阶层。设想大城市廉租房如果连大中专生,甚至民工都覆盖到了,那高价的房子还能卖给谁?高度依赖房地产的地方gdp又靠什么?莫不成将来的房地产商都只卖高级别墅赚钱?
说起全世界人性都是相通的,L教授刚从欧洲回来,说英国地铁、捷克公交车也有许多人逃票,他还有兴趣仔细观察了下。C教授说人性是可以指望的吗?英国的清教徒乘“五月花”号去北美新大陆,还是“富于道德感”的清教徒呢,他们后来又对印第安人怎么样了?后面他们干的勾当不用说了吧。L教授又说起欧洲探险家最早用玻璃珠和非洲当地人换黄金,从交易上来说当然双方是自愿的,但却是一种时代的错位,内在当然是不平等。C教授接话说:中国现在何尝不是如此,只是玻璃珠换成了西方的各种工业制品,黄金换成了我们的资源(矿产资源/环境资源),大量的废水废气便宜的一次性筷子,我们不也欣欣然慷慨的拿去交换了吗?
人性古今中外皆然,不过制度却不同,文明程度因而不同。西方的许多制度设计是值得学习的。C说,还有一点也值得学习,那就是西方人对自然的兴趣(始于希腊)。
说起“国学热”。C教授说:试问国学真的能够治国吗?能够解决当今中国最棘手的问题吗?显然不行,因为时代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。至于修身,当然无不可。
说起“财产权”和“个人权利不受伤害”,曾有学者说中国的唐律不早就写明保护私人财产吗?就是再严酷的朝代也没有法律允许随便伤害他人啊。中国不是早就有了吗,还向西方学什么。L教授说这两者其实不同,的确在中国历朝历代,老百姓间侵犯财产,伤害他人是不允许的,但上面却还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。也就是你看起来拥有这些权利,其实仰赖于皇帝的某种“善意”,他随时可以把你的权利收回。而各级官员又从上至下部分地取得了这种特权,因此平等只是在老百姓之间,官民之间从来不平等,也不可能平等。历史上虽然有铡权贵包公之类的清官,不过其之所以名传青史,正说明官民平等从来不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常态。传统社会中国人看起来的确有自由,下下馆子吃吃饭,也很逍遥,不过并不牢靠,是“消极自由”,上面的权贵阶层什么时候要不高兴收回去,瞬时也就没了。

